鸾飞凤舞

　　周恩来得知后，知道事情坏了，连忙派人去追赶，并亲自打电话给蒯大富，要他们放人。

　　次日，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清华大学造反派的行径，说：这个动作确实是不光明磊落，是背后耍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他们就是想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到清华批判。批判王光美，方式可以多样，如背靠背的，也可以书面的，因为斗王光美不仅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要看一段时间，不要扩大这个问题。但清华8个同学说这还不过瘾。当时我派车去追赶，已经赶不上了。到医院门口，实际上他们女儿没有压断腿，清华的同学把他们带上汽车到清华去了。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啊！现在不是揪斗了，是骗斗了。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这种作风不能提倡。

　　造反派搞联合行动1月6日、7日、8日，在中央文革一伙的唆使下，造反派连续把中南海的几处大门围得水泄不通，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狂呼乱喊，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

　　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井冈山”的造反派还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在7日凌晨4点钟之前给予答复，否则就要采取行动。

　　7日凌晨3点半，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代表。

　　那时，造反派常常采取一些极端的行动，而周恩来常常为此接见他们，虽然不能完全说服他们，但接见一下有助于缓解局势，消解造反派的极端情绪，化解燃眉之急。

　　接见一开始，造反派代表就气势汹汹地说：刘少奇（去年）8月到我院放了毒，八一团和“井冈山”都勒令他回建工学院检查。

　　周恩来说：你们下了通令，说4点让答复，否则，要揪。所以，把我揪出来了。你们要送大字报，我们可以转送。要揪不行，主席让我来劝你们不要揪，你们可以送大字报。

　　造反派：要不揪他，起码得让他给我们一个书面检查。

　　周恩来：你们要他写书面检查，我得报告主席。

　　在和造反派谈了一些其他问题后，造反派又提出：我们今天下午要搞联合行动，到中南海揪刘少奇。

　　周恩来气愤地说：我已经说了，不要揪了嘛！总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现在反正4点已经过了，4点前你们同意不揪，我要向主席汇报。

　　刚劝阻完建工学院的造反派，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农林口的造反派从中南海的西门、西北门、西南门、北门同时发起冲击，要揪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国务院其他负责人。到8日凌晨，一部分造反派翻越围墙冲进来了。凌晨1时，周恩来中断其他工作，把冲击中南海各门的造反派集合到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

　　周恩来严肃批评造反派的行为，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批判，但你们到中南海揪他们（指刘少奇、邓小平），不行，毛主席、党中央不同意你们这样做。不光是揪他们不行，就是揪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也不行。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告诉你们，不能这样做。中南海是毛主席工作的地方。你们每天到中南海请愿，一来就用大喇叭对着中南海，使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不能很好工作，我呼吁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有规定，不论北门、西门、西北门、西南门，我们都要坚决保卫。

　　我要求大家无论如何要遵守这个最高纪律，并把这个事转告北京的红卫兵，自觉遵守这个纪律。

　　下午4时，周恩来在工人体育场出席“全国石油系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周恩来讲话时，场内突然有人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周恩来迅速转过身去，背向会场，以示反对。而后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上，他们两位还是党中央常委。今天我代表党中央讲话，在我面前喊这样的口号，使我处于为难的境地。近来，有人几次冲进党中央的指挥中心中南海。他们要去干什么？

　　要去把刘、邓两位揪出来。毛主席给我的任务就是说服同学们和战友们不要这样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需要用揪斗的办法，不需要面对面，可以用背靠背的办法。斗争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送大字报就是书面的嘛。

　　周恩来还说：今天天快亮时，我们还处理了这样一件事。中南海的4个门──新华门、西南门、北门、西北门都被包围了。包围干什么呢？要冲进去揪人。结果在西南门有100多人爬着铁门冲进去了。同学们，工友们，你们不是大家都说要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吗？这么个情况，我怎么样？我只能挺身而出挡住。这样的事我处理了5件：两次冲北门，3次冲进了西南门。这是第5次，劝说了很久，结果我把他们引到人民大会堂。我们希望再也不要出现这样的事，你们要向其他同学、工友宣传这个道理。

　　1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钓鱼台召集中南海的造反派开会，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

　　当天晚上，中南海的造反派分别冲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家，强行揪斗、围攻刘、邓、陶。

　　1月16日，周恩来打电话给王光美说：要经得起考验。

　　次日，周恩来在接见国家科委的造反派代表时，告诫说：你们的会可以开，但报纸上还没有公开提刘、邓，他们还是政治局常委。你们开会不能把他们拉去，否则我们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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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似乎明显升级，毛泽东好像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1967年3月9日、10日两天，在北京召开的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陈伯达、康生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颠倒是非的诬蔑，旨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打通全军高级干部的思想。10天以后，在一次有毛泽东、林彪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正式决定将运动中揭发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指定由康生分管这件事。

　　此后，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魔掌。谢富治是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康生是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刘少奇专案的，江青虽没有头衔，但却是抓刘少奇专案的“主帅”。

　　应当说，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就像他保贺龙那样，后来他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967年3月21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当造反派指责周恩来在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上与中央文革的口径不一样时，周恩来说了这么一句话：“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

　　这句话，很能反映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方面所处的艰难处境和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只要毛泽东没有决定要打倒，周恩来就会想方设法以毛泽东的支持来挡住林彪、江青一伙射向老干部的枪弹，保护老干部。

　　对刘少奇，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彻底打倒”的意思。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还肯定了刘少奇写出的《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他在上面批道：“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并且，毛泽东还提出过开九大时要选刘少奇、邓小平当中央委员。

　　后来，江青、康生一伙不断向毛泽东提供有关刘少奇所谓“历史问题”的假材料，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想保刘少奇也保不住。

　　要指出的是，在保护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所面临的处境要比在保护贺龙的问题上更为严峻、敏感、艰难。贺龙主要还是林彪、江青一伙要打倒他，毛泽东表示默许。而刘少奇的问题，直接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如果在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拍案而起或者持反对意见，这就意味着他要直接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林彪、江青一伙必然在一旁趁火打劫，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刘少奇的问题上，许多学者都谈及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刘少奇的决定时唯一没有举手的陈少敏。首先要肯定，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氛围中，陈少敏的这种勇气确是难能可贵。

　　然后，我们不妨作些冷静的比较。

　　陈少敏不举手，表示不同意中央关于刘少奇的决定，从直接效果上来说，她这一票也改变不了刘少奇当时的命运，事实也确是如此。周恩来当时要这样做（不仅仅是投票时，包括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其直接效果也不外乎如此，根本不可能改变刘少奇的命运。试想，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如日中天之时，加上毛泽东的偏听，从组织原则上来说周恩来的反对票也是处于绝对的少数。但是，由不举手这一举动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就大不一样了。以陈少敏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她公然表示不同意打倒刘少奇，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自己受到更严酷的政治打击和迫害，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不了什么大的影响。如果周恩来也这样做，由于他所处的位置，其政治后果就不仅仅是导致他自己下台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将会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一系列的举足轻重的连锁反应，整个中国的政治和权力格局将发生于党、于国、于民十分不利的大裂变：那就是周恩来被彻底打倒失去合法的斗争权力，中国政坛将会沦为林彪、江青一伙的天下。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上，周恩来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新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公布了这样两条材料：1969年3月11日，正是九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九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说：报告中可以不提邓小平，但要提刘少奇。

　　第二天，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因昨日蒲老（作者按：指为周恩来看病的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告我，望你应戒着急和激动，以免影响心脏波动。”

　　细心琢磨这两条材料，不难看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周恩来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情绪激动？恐怕是与对刘少奇的处理有点关系。

　　对刘少奇的处理，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已经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宣布“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但那毕竟还是在党的中央会议上。如果要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公开提刘少奇的所谓“罪行”，那就等于将党中央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公之于世了。因为九大的政治报告要向全国、全世界发布。这一做法，周恩来是有看法的。

　　后来，在张春桥等起草、林彪所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一开始就点出：文化大革命“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赞同打倒刘少奇，对周恩来个人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痛苦的违心之举，但对党和国家的江山社稷来说，确又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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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的1月，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把全国的每一撮泥土都冰封在严寒之中。

　　萧森的北京，更是呵气成冰。

　　夜幕下的人民大会堂，点点灯火也遮掩不住它的苍凉。

　　周恩来疲惫地坐在沙发上，端起工作人员送来的一碗鸡蛋炒米饭。一旁坐着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

　　这是周恩来的晚饭，时间是晚上9点半。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期，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场合，这样简单的便饭，对周恩来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周恩来抓住吃饭时间的空隙，找陈毅谈话，谈话主题是要陈毅在国务院带头向造反派作个检讨，以早日摆脱被动的局面，协助他抓好国务院的工作，尤其是外交工作。

　　对于出生入死的广大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是一座炼狱。在这座炼狱中，每一个干部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验。

　　周恩来也多次意味深长地对老干部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要经得住这个考验。

　　为什么说这种考验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考验是什么？是在枪口和屠刀下的视死如归吗？是面对邪恶势力刚直不阿的敢于斗争吗？是面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不为所累、保持晚节吗？都不是。这些考验对于那一代曾出生入死的老干部来说，都没有问题。

　　这种考验的前所未有就在于：党的领袖的决策严重失误与一些野心家利用这种失误来搞阴谋交织在一起。

　　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领袖毛泽东，认定“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混进”了大批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于是决意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揪出和批判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反修防修，保证社会主义江山不变颜色。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决策失误，打着“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旗号，操纵红卫兵和造反派迫害、打杀所有与他们不相为谋的老干部，以便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

　　而恰恰是广大的老干部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有点难以理解和想通，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都有抵触情绪。这种情绪正是林彪、江青一伙为打击迫害老干部所要找的借口。

　　因此，无论从斗争环境还是从斗争对象来看，都注定了这是一场老一辈革命家们过去所从未经历过的特殊斗争。

　　从斗争对象看，斗争对象是一群罩着革命的光环、盘踞在党内高层、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在党内军内握有重权、一时不容易被揭露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斗争的环境是，党的领袖的决策严重失误与一些野心家利用这种失误来搞阴谋交织在一起。周恩来和老一辈革命家脚下踩着的是布满了若即若离的“连环雷”雷场。对林彪、江青一伙的行动，不单纯是针对他们，如果不审时度势，掌握火候，就有可能触及到毛泽东。

　　面对这样的斗争对象和斗争环境，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在你死我活的敌我冲杀中练就出来的一身是胆、视死如归的革命素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显得是那么地无所适从。

　　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刚直不阿，拍案而起，抨击和抵制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和极左做法，往往被他们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轻则被罢官免职、受批挨斗，重则被迫害致死，其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

　　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已经有许多老干部纷纷落马。进入1967年以来，打击老干部之风更是来势汹汹。元旦刚过，一些造反派就围堵在中南海的几个门前，闹着要揪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不堪陈伯达、江青等的迫害，自杀身亡。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于个人的荣辱安危，还在于如果一旦老干部都被打倒失去了发言权，党和国家的权力将更多地落入阴谋家和野心家的手中，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安危令人堪忧。

　　周恩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老干部打倒得越多，越对林彪、江青一伙有利。

　　林彪、江青一伙越是倒行逆施，越是激起老干部拍案而起，他们借机可以打倒更多的老干部，其结果是他们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恣意横行。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这样一座特殊的炼狱中，胜利者只能是属于这样的人：首先，要有能看得清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环境的政治眼光；其次，要有能够适应这种斗争环境和斗争对象的性格涵养和斗争胆略。二者缺一不可。

　　硬抗、硬顶、硬拼，对党和国家不利。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该让步的还是要让步，该转弯的还是要转弯，不能计较一时一地的个人荣辱与委屈，不能争一时之胜败。

　　周恩来之所以先找陈毅谈，要他带头作检查，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陈毅在一系列公众场合的讲话中公开批评了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一伙操纵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所作所为，被造反派揪住不放，处境危险。

　　当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逐渐显露出其危害性和灾难性后，周恩来和陈毅在不理解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和斗争方法。周恩来是忧心忡忡地考虑如何把这场“洪水”纳入河道，正像一位外国作家所描述的：“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的马背上并最终制服它。”因而，他所采用的斗争方法更多的是韧性的阴柔、迂回。而生性刚烈豪爽的陈毅却难以抑制住感情的闸门，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所作所为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错误的做法直言不讳，打出了排排“重炮”。

　　1966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军队院校、文体单位10万人参加的大会上，陈毅针对林彪、江青一伙试图乱党乱军的阴谋“开炮”了：今天，我陈老总在这里给你们泼点冷水，有些话讲出来可能不好听哟，但还是要讲。无非是有人到外交部来揪我，贴我的大字报。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口号越提越高，斗争对象越搞越大。总之，越“左”越好。这种简单化、扩大化的做法，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次日，在外交部小礼堂召开的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又响起了陈老总的隆隆“炮声”：自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现在我还要坚持讲下去。我已作好准备，落个被罢官、撤职、坐班房，这都不要紧哟。有人劝我陈老总少讲一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哟。我压了又压，可还是压不住，有啥子办法？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张大字报也没写，是个落后分子，你们写了几百张，是“先进分子”哟！现在外交部里大字报的名堂可多哟，什么“罪魁祸首”呀，什么“刽子手”呀，什么“滔天罪行”，……哈哈，就由你一张大字报定了吗？这不是解决问题，是纸老虎，是在追求惊心动魄！

　　陈毅嘻笑怒骂，台下有人报以阵阵笑声和掌声，有人匆忙记录要当作陈毅的“罪证”材料。陈毅全然不顾，继续加大“火力”：有人在大字报中说我陈老总的讲话不符合《人民日报》社论，他说他的，但我不改变我的看法。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个吃饭的，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的。

　　11月29日，还是在工人体育场大会上，陈毅继续“放”了个痛快淋漓：我上次的讲话（指11月13日的讲话），是有意识对准一些人的。我是一个“保守派”。现在我担心，主要是目标不明。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大、太宽，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讲话有些刺人，但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

　　……

　　陈毅的这一排排“重炮”，把中央文革一伙给打懵了。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挥舞着拳头朝张春桥、王力等人歇斯底里：“反击！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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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水木子 于 2007-1-28 20:55 发表
以前没有仔细看过，现在慢慢看又觉得知道了很多。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为什么毛对刘少奇的态度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中转变的这样快？就算是治理国家的理念不同，有必要这样对待吗？他到底知不知道外界对老干 ...

悄悄的说：参考下晚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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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陈毅的讲话以及这一时期其他老帅的类似讲话被诬为“十一月黑风”。很快，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狂潮席卷而来。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指点下，造反派叫喊着“揪出陈毅”、“要陈毅出来检讨”等，向陈毅发起了冲击。

　　周恩来挺身而出，挡住了呼啸而来的“揪陈”恶浪。

　　1966年12月3日晚7时，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组织代表。红卫兵代表对陈毅提出了种种责难，说：陈毅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的许多讲话压制了左派学生，没起到好作用。

　　周恩来对红卫兵进行了耐心的劝导，说：你们说陈毅“和稀泥”，其实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但红卫兵不听劝告，一味纠缠。周恩来生气了，他严正地告诫说：你们对陈毅说过的话，就要求那么严？这样听起来，你们是对他有偏见，专抓“小辫子”。我今天没有时间专讲陈毅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陈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对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你们讲他说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我也说过不理解嘛！你们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外交部，不能揪陈毅。你们要去，我势必出面劝阻。

　　然而，有恃无恐的造反派不顾周恩来的警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武工队”竟冲进了外交部，要揪陈毅。

　　12月13日晚8时，周恩来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几个红卫兵组织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礼堂，责令冲入外交部揪陈毅的“武工队”立即撤出外交部，否则，就要派卫戍部队去把他们拉出来。

　　红卫兵还不服，咄咄逼人地与周恩来辩论起来：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问题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作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周恩来不想在陈毅问题上同他们纠缠，说：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来一大叠东西（指造反派送来的关于陈毅问题的材料），我还没有看。总得先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没等周恩来说完，红卫兵就打断说：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周恩来气愤地说：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总不能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

　　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做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的发展常常超出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的脾气，对不住了！

　　说完，周恩来愤然退场。

　　1967年元旦刚过，周恩来又连续3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的造反派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指名要陈毅到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虽然周恩来挡住了呼啸而来的“揪陈”恶浪，但从1967年元旦过后的形势看，局势将会更加严酷。陈毅不作一个检查表态，这个关不好过。再说，老是被造反派这样纠缠着，工作也不好开展。与其这样硬挡，还不如因势利导。

　　周恩来多次说过，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只能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当然，周恩来找陈毅，直截了当地动员他带头作个应景式的检查，以便过关，这也还有周恩来与陈毅长期以来建立的深厚的情感私交因素在内。

　　周恩来在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斗争方略，包括在一些特殊环境下说一些违心话，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能理解的。明明是自己没有错，还要作检讨，这就意味着要说一些违心的话。要劝别人作检查，如果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很可能被误解为软骨头、两面派。但周恩来相信陈毅能够理解他的一片苦心。

　　陈毅开始一听要他在造反派面前作检查，内心也想不通。

　　“我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检讨！？大不了撤职罢官……”陈毅在周恩来面前总是直来直去，有一不说二。

　　“现在不是有没有错误的问题，而是国务院的副总理、部长们大多被缠住不能过关，难以出来开展工作，工交生产都快要瘫痪了。这样下去如何得了？！”周恩来用手把掉在桌子上的几颗饭粒捡起放到嘴里，嚼了嚼，继续说：“昨天，我同各大区负责人及省委书记谈话时也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中，有跟不上的，有思想抵触的，甚至还有对立的。要争取主动，摆脱被动。现在新的高潮开始，我们得做精神准备，过好这一关。如果省市委再这样被动下去，对工作、对个人都不利。”周恩来说这段话的意思也是要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对运动不要硬抗、硬顶，要因势利导。

　　看到周恩来日理万机、心力交瘁的样子，陈毅不忍心眼看周恩来一人在苦撑危局，深感自己应该尽早解脱出来，协助周恩来分担部分工作，特别是外事工作。再说，陈毅也理解周恩来这样做是为了给他一把保护伞，保护他过关。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以各种方式方法保护了大批干部，这也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在那个时候，过了关就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造反派的纠缠，就可以不被打倒，就可以出来工作。虽然这种“过关”需要个人受点委屈，但从整个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着眼，个人受的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多次对老干部们说：当年打仗的时候都过来了，都可以上刀山，下火海，坐牢、下地狱都不怕，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换句话说，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为了革命可以牺牲生命。现在为了工作，个人受点委屈有什么要紧？！

　　因此，陈毅最后答应了周恩来的要求，准备在国务院带头作检查。

　　周恩来还叮嘱陈毅：检查不必写得太长，写好后先送给我看一看。

　　违心的检查真难写，对于陈老总来说，为此死掉的脑细胞绝不亚于过去指挥淮海战役。检查稿总共3000来字，经周恩来再三修改后定稿。

　　1月24日，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和精心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外事口各群众组织参加的万人大会。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伯达、江青也不情愿地来了。

　　会上，陈毅照着经周恩来再三推敲定稿的检查稿，向群众作公开检讨，大意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我对这场运动是很不理解的。当时群众运动来势迅猛，没有思想准备，担心群众运动过猛会打乱正常工作秩序，影响外事工作，所以，对派工作组和规定一些条条框框的做法觉得合乎自己的口味，于是，运动一开始就向外事系统各单位派出了15个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后来，部分群众要求批判工作组的错误，我又过多地强调保护干部，原谅工作组的错误；强调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避免冲突，在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搞调和。在各单位的几次讲话，主观愿望是出于好意，想把运动搞好，但这些讲话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起了阻碍作用”。今后，要广泛征求意见，诚恳接受监督，决心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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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作完检查后，周恩来又特意讲了一段很长的话，肯定了陈毅的检查。

　　周恩来说：陈毅同志的检查我认为是好的。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这样一个老同志，奋斗了40多年，战斗了40多年，为党做过许多工作，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现在晚年还在努力工作，努力改造，努力紧跟主席。

　　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帮助他，尤其是我们外事系统方面要帮助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工作。我希望大家以同志的态度、兄弟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我相信群众的帮助、大家的帮助比我一个人提醒甚至警告要好得多。现在，陈毅同志已经作了检讨，今后外事口的工作由陈老总出面，减少我在这方面的工作，我就可以把力量转移到别的口子上去，你们大家看好不好呀！

　　群众鼓掌表示欢迎。

　　但江青却拉长着脸，很不高兴。

　　周恩来注意到了。他强调说：外交、外事口的一切重大方针、政策、路线，确实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毛主席关心国内外大事，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情，都逃不过毛主席的眼睛，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毛主席看到了，提醒我们。极其重要的事情，我忙不过来，主席提醒我们。所以说，外交上的重大方针、政策都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

　　周恩来之所以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这番话，是因为他们曾歪曲、攻击建国17年来的外交路线，否定17年的外交成绩，以此来把矛头引向陈毅，最终指向周恩来。

　　尽管江青不高兴，但她和陈伯达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周恩来讲完后还是请他们两个给大家讲几句，实际上是要他们中央文革表个态。

　　陈伯达草草地应付了几句，他那本来就难听懂的福建腔此时更加含混难听，大家只听到他喉咙里发出了声音，但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

　　江青是避而不讲，顾左右而言他，说：“我来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吧！”

　　尽管有江青、陈伯达的刁难，但在周恩来的保护下，陈毅毕竟还是顺利地通过万人大会检查，过了关，成为国务院系统第一位被“解放”的副总理。

陈老总“压不住火”

　　陈老总“过关”后，按国务院分工，除主管外交工作，抓外事口运动外，还分管西北几省区的运动。

　　然而，陈老总毕竟是陈老总。

　　尽管深知陈毅秉性的周恩来劝他少说点话，言多必失，陈老总也认真地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面对种种错误行径，陈老总有时还是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加之在2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对陈伯达、江青等人的一些做法有所批评，陈老总更是想对准倒行逆施的阴谋家们痛快地放上几“炮”。

　　2月9日，陈毅接见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造反派，给他们讲政策，劝阻他们的一些过火行为。谈着谈着，陈老总就压不住火了：“去年7、8月份，我讲了许多话，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天讲话可能被说成新反扑，我不怕，还是要讲。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全国大乱，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出来讲话，更待何时？批判和斗争，要分清敌我。搞路线斗争我愿意参加，但动不动就下跪，搞喷气式，发泄私愤，发泄感情，这样的斗争方式我不同意。……我在这里大胆地对你们说，这样的斗争方法要犯方向、路线错误的。”

　　“在中央会议上我也讲过这样的话。斗争搞左了，伤了很多人，你们怎么能掌好权？对同志，不能动不动就说他是反革命，有证据是反革命，可以报公安部门逮捕法办嘛！”

　　……

　　两天之后，陈毅去首都机场欢迎由外交、计划部长比拉尼·马马杜·瓦尼率领的毛里塔尼亚政府代表团。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也去了。

　　在机场休息室等候时，造反派头头向陈毅提出，在新闻报道中，造反派头头的名字也要见报。

　　陈毅一听，联想到最近的新闻报道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名字竟然排在了政治局常委李富春的前面这样一种野心毕露的做法，火就往脑门上撞，当即毫不客气地表示：“我坚决不同意。”

　　“现在是向你请示。”造反派头头说。

　　“请示？请示不敢当，不斗我就感谢你们了。”陈毅没好气地说，“革命革了40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去参加大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有罪还当外交部长？不要太猖狂了，太狂了没有好下场！”

　　陈老总一发不可收：“现在把外交部搞成什么样子了，动不动就斗，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晨还不知道晚上怎么样？无组织，无纪律，把外交机密都捅出去了。我就不相信龚澎（龚澎时任外交部长助理兼新闻司司长）会是三反分子，你们还要开除她的党籍。非党员居然要开除党员的党籍，我还没有听说过。”

　　“章文晋大使一下飞机就抓去批斗，戴高帽子。先让他睡个觉嘛！”

　　“对外经委斗方毅（方毅时任对外经委主任）斗了7天，还不放出来，工作不能做。”

　　……

　　最后，陈老总对坐在一旁的对外文委副主任楚图南说：“楚老啊，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交班不能交给赫鲁晓夫式的人啊！”

　　陈毅的最后一句话是话里有话。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碰头会，陈老总与谭震林、李先念等老同志一起，当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张春桥的面，再次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打击迫害老干部的阴谋。

　　而且，陈毅脱口而出，无意中把林彪、江青一伙打击迫害老干部与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连在了一块：“这些家伙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

　　也许是觉得在怀仁堂碰头会上还没有“放”个痛快，会议结束后，陈老总又来到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的20几名代表和外交部群众组织代表。

　　陈老总滔滔不绝，慷慨陈词，向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做法打出了一排“重炮”，“放”了个痛快淋漓：“你们要革命，我不反对。但现在一斗争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坟，动不动就‘炮轰’，戴高帽子游街，把一场严肃的斗争当成儿戏，这不是瞎胡闹吗？”

　　“我一开始就不同意大字报上街，现在刘少奇的大字报在王府井贴了一百多张，所谓罪状，有的是无中生有，有的是泄密，这是给我们伟大的党脸上抹黑！”

　　“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大军阀朱德，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81岁的老人也容不下，人家会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子成了大土匪？！这能服人吗？

　　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上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煽动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

　　“今天，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依我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我还要看，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我这个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还会做担担面嘛！”

　　……

鸾飞凤舞

那时的红卫兵们现在正是当权的那一代吧~~

鸾飞凤舞

　　陈老总的这一排“重炮”所招惹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陈毅在怀仁堂碰头会上联系到延安整风，本意是想提醒要以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的那套极左做法为鉴。但毛泽东听了张春桥、王力添油加醋的汇报后，误认为陈毅有否定延安整风之意，因此对陈毅的发言大为震怒。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先后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对陈毅、谭震林等几位老同志进行批斗和围攻。陈老总的言行以及谭震林等其他老同志的抗争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上而下地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二月逆流”。

　　3月18日政治生活批评会结束后，陈老总回到中南海庆云堂的家，感叹地说：“三·一八真是个黑暗的日子。40年前的3月18日，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没想到参加革命40年后的今天又挨批斗。”

　　在政治生活批评会上，细心的周恩来曾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保密，并要求与会者作为一条纪律来遵守。周恩来知道，陈毅等老同志受批评的内容一旦传到社会上，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的处境更为不利。

　　然而，中央文革一伙却通过他们的爪牙，将政治生活批评会内容捅给造反派，借机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恶浪中再次煽起揪斗陈毅的狂潮。

　　应当说，陈毅射向林彪、江青一伙的这一排排“重炮”，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义凛然、刚直不阿的革命品质，可钦可佩。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使周恩来对陈毅的保护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周恩来对一大批老干部的保护举措，在许多地方遏止了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为此，他们对周恩来极为不满。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曾肆无忌惮地指责周恩来：“保这个，保那个，这个不让批，那个也不让斗，你的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不相信群众。”

　　二月抗争失利后，街上已经出现了“周恩来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一些大字报和标语，周恩来自己也处于随时可能被打倒的危险境地。

　　更关键的是，毛泽东对陈毅的有些话产生了误会，有明显怒意，这就更加给了要打倒陈毅的阴谋家们以可乘之机。

　　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但是，周恩来对老干部的保护，如果没有取得毛泽东的支持，那也是很困难，有些甚至是不可能的。

　　要保护陈毅，首先要争得毛泽东的认可，以此来压中央文革一伙。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五一节晚上，陈毅和所有因“二月逆流”受批判的老同志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一起观看了焰火晚会。

　　毛泽东还与陈毅一起合影留念，并说：“我是保你的。”

　　虽然毛泽东没有公开对中央文革和群众组织说这句话，但是，对周恩来来说，有毛泽东这句话就够了。它至少表明毛泽东对陈毅一时的说话“走火”表示了谅解。

　　但中央文革一伙岂肯罢休！他们继续煽动造反派揪斗陈毅，并向周恩来施加压力，要求交出陈毅。造反派们的口号也由原来的“批判”“火烧”上升到“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在陈毅的名字上打上××还不过瘾，还要倒着写。4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批陈联络站”，宣称要彻底批判陈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关键时刻，周恩来挺身而出，顶住了揪斗陈毅的恶浪。

　　5月11日，外事口的一些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冲击外交部，并在天安门及北京主要街道搞游行示威，公然打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

　　当天晚上至次日凌晨，周恩来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外事口的“红旗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召集到国务院会议室，与他们连续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谈话，严厉批评他们的极端行为。而造反派仗着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有恃无恐，对周恩来进行轮番围攻、起哄。

　　以下是根据当时红卫兵整理的谈话记录节选的周恩来与造反派们的部分对话：外交部联络站代表沾沾自喜地说：今天上午的游行是我们联络站发起的，他们其他9个组织都支持我们。

　　周恩来问：是你们发起的？

　　联络站代表气狠狠地说：是的。我们发起游行主要是要求陈毅到群众中来。还有外交部其他两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姬鹏飞、乔冠华。姬鹏飞不能再担任常务副部长的职务。另外，我们提出，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不能参加对外活动。主要一点是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根据揭发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要他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但是，从他1月24日检查以后，他没有到群众中去，这是逃避群众的批判揭发。所以，我们要搞示威游行。

　　周恩来气愤地说：我说过，还要商量具体的方式，还要创造条件。你们在这里不要给我施加压力……

　　由于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造反派试图从周恩来身上打开揪斗陈毅的突破口的想法难以得逞。这时外国语学院的一造反派用卑劣的手法向周恩来发起突然袭击，妄图捏造既成事实逼周恩来就范。他说：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周恩来听后气愤至极，愤怒的目光盯住这个造反派，大声责问：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

　　说着，周恩来转向联络站代表：你们证明，我说了“三反分子”啦？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

　　在批斗陈毅的问题上，由于周恩来坚持要等条件成熟并商量好后再开批判会，实际上是采取拖的办法，并且态度非常坚决，这样，揪斗陈毅的狂潮暂时得到遏止。

鸾飞凤舞

卷6 贺龙的“问题”


　　1967年1月11日凌晨，一辆轿车悄然驶出中南海西北门。

　　轿车在市区兜了几圈，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车辆后，突然拐进了万寿路新六所，在周恩来为贺龙元帅夫妇安排的临时住处前停了下来。

　　这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行动。

　　新六所贺龙的住处已被造反派发现，贺龙的安全难以保证，周恩来决定在西花厅前厅腾出一块地方，把贺龙夫妇接到西花厅来住。白天目标太大，只能凌晨夜深人静时行动。

　　用生死与共、情同手足来概括周恩来与贺龙之间的个人关系，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成分。从八一南昌起义的血与火中铸成的情谊，到建国后工作和生活中的密切来往，周恩来与贺龙的个人私交非同一般。建国后，周恩来常常到贺龙家去走动，并常在一起聚餐休闲。这对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来说是很特殊的。据贺龙的夫人薛明说：每次总理来，贺总一听见他的汽车响，就一边大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一边呼呼地穿过长长的走廊去迎接恩来同志。只要是我在家，贺龙就大声喊：“薛明，薛明，来给总理倒茶。”总理是喜欢喝茶的，家里有几种茶叶，我总是倒两杯，放在总理面前，让他尝一尝，哪杯好喝。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生死与共、情同手足的战友，周恩来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周恩来内心的痛苦谁人又知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林彪、康生等人就把黑手伸向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

　　贺龙的存在，对林彪来说是一块沉重的心病。一是贺龙知道林彪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底细，包括林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毛泽东的不满和反对，以及对蒋介石的讨好，林彪害怕贺龙会随时揭他的老底。二是贺龙的能力和魄力。建国后贺龙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成绩斐然，深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林彪担心毛泽东会不断委以贺龙重任，威胁自己的地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爆发，林彪欲借机除掉贺龙而后快。

　　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找去谈空军党委一次全会的情况，劈头就定调：“你们这次会议贺龙插手了。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

　　林彪还“提醒”吴法宪：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派人要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

　　吴法宪对林彪的谈话心领神会，马上亲笔写信诬陷贺龙在空军内部搞地下活动、罢官夺权。

　　与此同时，林彪又打电话给时任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说：“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同吴法宪一样，李作鹏按照林彪的授意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

　　叶群还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一负责人写信诬陷贺龙，其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一支精制的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

　　“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后来，又有人传得更没谱，说贺龙要用小手枪“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暗杀毛主席”。

　　康生、江青等人也从背后向贺龙捅了“一刀”，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二月兵变”事件。

　　事情的本原是这样的。

　　1966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商借房子。

　　后考虑到部队住学校不合适，这个团就住到了郊区的一个靶场。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大学有人追求“惊心动魄”，贴出了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

　　这时，正值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康生为呼应林彪，抓住这张本来是捕风捉影的大字报，不经任何调查就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这个善于经营诬陷勾当的造谣专家后来还说：贺龙“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于是，在林彪一伙的唆使下，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了贺龙，街上出现了“打倒贺龙”的标语，贺龙被造反派纠缠得有家难回。

　　对贺龙，周恩来是最了解不过了，也深知林彪极力要打击、排除贺龙的原因。因此，周恩来对贺龙的保护更加细心、周到。

　　1966年12月24日，国家体委造反派批斗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周恩来去“陪斗”（实际上是以陪斗的形式保护），贺龙也去了。

　　贺龙的性格也刚烈。为了使贺龙免遭造反派的纠缠，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血压高，我看你还是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贺龙从周恩来的话中猜想出自己处境的不妙，但还是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了，是不会怕群众的，我还是想工作。”

　　周恩来忧虑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还是去休息一段时间，保重身体第一。”

　　鉴于贺龙的家已不安全，周恩来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把贺龙和薛明安排在军队控制下的钓鱼台住下。

　　但刚住了一个晚上，周恩来又想到江青、康生也都住在钓鱼台。如果让他们知道贺龙住在钓鱼台，造反派就会接踵而来，哪还有贺龙的安宁！

　　周恩来赶紧又把贺龙夫妇转移到了新六所。

　　不料，造反派探到了消息，很快跟踪到了新六所，闹着要揪斗贺龙。与此同时，造反派还占据了贺龙在东交民巷的家，在那儿闹腾。

　　贺龙气愤不过，打算回家去把事情向群众讲清楚，群众应当是了解自己的。

　　1967年1月9日下午4时30分，贺龙来到西花厅，向周恩来讲了造反派进驻他家的情况，说：“我要回去一趟，我不怕。难道群众还不了解我贺龙吗？我也了解群众。”

　　在那人妖颠倒的时代，我们的元帅仍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却不相信阴谋家可以一手遮天。

　　然而，事情远不止贺龙所想像的那样简单。历史并不是每一步都是踩着真理的脚印前进的。

　　周恩来对整个局势的严峻性看得更清楚些。他担心贺龙去跟造反派正面接触，矛盾可能会更加激化，弄得不好，还有被造反派揪走的危险。

　　就在前两天，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和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红卫兵组成了“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准备在7日召开批斗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周恩来得知后，及时劝阻了这次大会。

　　“你不要回去，我来顶着。”说着，周恩来转身拿起电话打到了贺龙的家里：“我是周恩来，你们那里谁负责，要他接电话。”

　　造反派头头赶紧过来接过了话筒。

　　“你们到贺龙同志家里去，呆在那里，太不像样子嘛！你们要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天晚上，我在大会堂见你们！”

　　在贺龙家闹腾的造反派立马撤走了。晚上11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中的6个代表。

　　轿车悄然从新六所开出，照样又在市区兜了几个圈，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车辆后，突然拐进了中南海西北门，停在了周恩来的住处西花厅前。

　　警卫人员打开车门，神情忧郁的贺龙和薛明从车上下来，步入西花厅。

　　就在周恩来把贺龙安排在西花厅住下的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毛泽东委托林彪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富春、徐向前、陈伯达、叶剑英等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江青、王力、关锋等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会议。贺龙没能参加会议。

　　会上，康生提出贺龙的问题，企图把贺龙的所谓“问题”在党内公开化。

　　周恩来立即当着林彪、江青等人的面，特意强调说：“主席说了，只是要贺龙去登门拜访，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的，不在集体会上讨论，也不公开点名。”

　　1966年9月9日，毛泽东看了林彪交来的吴法宪等人诬陷贺龙的信后，没放在心上，曾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贺龙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街上关于他的大字报已经很多了。”康生还不甘心。

　　“昨天我们的红卫兵小将就去捉他这个人嘛！”江青也在旁边呼应。

　　周恩来严肃地说：“群众点贺龙的名，我们不负责。我们政治局的同志，我们常委的同志，不要在公开场合点他的名。主席说了嘛，政治局不公开点名，当然也不让红卫兵揪了。”

　　康生、江青脸红耳热。主持会议的林彪脸色也很难看。

　　周恩来不管，有毛泽东的指示在手就好办。

鸾飞凤舞

希望遥遥无期

　　“一月夺权”的风暴，穿过中南海高厚的围墙，也在里面肆虐着。

　　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挑唆下，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也闹起了两派。许多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负责同志受到了冲击。

　　中南海外头的造反派连续好几次对中南海的几个出入口发起冲击，要揪斗在里头的中央负责人和被周恩来保护在里头的国务院各部的部长。

　　往往是周恩来到西门来劝阻群众不要冲击，那边江青等人却跑到北门去给造反派煽风点火。

　　8日凌晨，几百名农林口的造反派翻墙冲进了中南海。

　　对于贺龙来说，中南海西花厅也非安全之处了。

　　当然，贺龙住在西花厅，是瞒不过林彪和江青的。长期这样住着，且不说林彪、江青因此攻击周恩来，对周恩来长远的斗争策略也不利。因为这就等于表明周恩来是公开和林彪、江青一伙唱对台戏。

　　1月19日，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找贺龙谈话。

　　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以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

　　贺龙几次起来想申辩，没有插话的空隙。

　　周恩来对贺龙说：你不要说什么了。主席不是说过要保你吗？我也要保你。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闹两派，不安全，连朱老总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贺龙从周恩来的谈话中觉察到了形势的险恶。但他也知道周恩来的处境也非常困难。想到周恩来能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悉心关照他，贺龙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握住贺龙的手，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家里的事我顶着。一会儿由杨德中同志送你们，夜间再走。

　　1月20日凌晨，杨德中护送贺龙夫妇到了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里有中央警卫团的一部分部队守卫。

　　贺龙离开西花厅后，林彪、江青一伙到处打探贺龙的去向，并唆使造反派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周恩来都严词回绝。2月18日，周恩来嘱咐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

　　2月22日，周恩来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周恩来的这句话的“中央”，实际上是指毛泽东。这表明，此时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还是明确的，要保。只要毛泽东明确保贺龙，不管林彪、江青一伙怎样步步进逼，周恩来就有余地可以斡旋。

　　4月28日，周恩来、李富春、康生一起接见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代表。谈话间，有学生问及诬陷贺龙的“二月兵变”问题，周恩来当着康生的面，严肃地说：据我知道，没有这回事。“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提出的方针嘛！是执行主席的命令嘛！

　　一旁的康生低着头，一声不吭。

　　地处山区的象鼻子沟冬天来得特别早。虽然还是金秋10月，但早晚却有点寒意了。国庆节过后，贺龙发高烧，吃饭总吐。周恩来得知后，提出送三0一医院治疗，但遭到江青一伙的反对。

忍看亲朋成冤魂

　　秋天到了，天气凉了，树叶黄了。

　　周恩来曾对贺龙说，秋天我去接你。这是基于寄希望文化大革命局势的缓解。当时，中央曾有这样的考虑：二三月间见眉目，四五月间见分晓。

　　然而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候并没有因为秋凉而缓解，相反，继续向“左”的方向滑去。在林彪、叶群、江青、康生等人的串谋下，贺龙又被诬陷为“叛变投敌”，列为专案审查对象，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康生、叶群等人把持了贺龙专案组。从医院回到象鼻子沟后不久，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魔掌，与周恩来的联系也断了，原来负责贺龙医疗的医生也失踪了，换上了他们授意的医生。失去保护的贺龙元帅受到更为残酷的迫害。1969年6月9日，贺龙元帅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绞尽脑汁，保护遭林彪、江青一伙打击、迫害的老干部，保下来了大多数，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周恩来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有些干部努力保了，还是没能保下来。贺龙就是其中的一个。

　　对于贺龙的死，周恩来心中有一种难言的悲哀。他极力想保住情同手足的战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保住。这样一位与自己从南昌起义的战火中走过来的老革命家就这样被迫害致死，周恩来的表面平静如水，内心却汹涌如海，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