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布依诺 于 2010-10-26 21:07 编辑
从1907年春柳社成立迄今，中国话剧已走过百年历程。百年之中，话剧舞台上塑造了一幕又一幕的悲欢离合，而在幕后，那些塑造者自身们，也演绎着同样的悲欢离合。孙维世与金山，这对以话剧为毕生事业的夫妻，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恰恰向我们展示了话剧发展史上的一个侧面。作为孙维世的学生，金山的同事，话剧演员石维坚和我们一起追忆了他二人的往昔岁月。
孙维世：一种大家气质的风度魅力
石维坚第一次见到孙维世，是在1952的上海。那一年苏联艺术家代表团到上海演出，孙维世是主持人。石维坚清楚的记得，孙维世在台上穿一件黑丝绒旗袍，戴着一朵红色玫瑰花，满场就她一个人既讲普通话又讲俄语。当时石维坚就远远坐在台下看孙维世报幕。事后回忆起来，石维坚不无动情地说：“那时她真是漂亮，她的魅力绝不是小女人的魅力，而是一种大家气质的风度魅力。”
1949年底，刚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孙维世从华北联大调到青艺。当时青艺院长是廖承志，孙维世任总导演。这期间，她先后导演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钦差大臣》、《保尔.柯察金》《万尼亚舅舅》、《西望长安》等戏。1956年，中央批准了她和欧阳予倩、欧阳山尊等人成立中央实验话剧院的要求，院长是欧阳予倩，孙维世是副院长和总导演。也就是在这一年，石维坚由上海人艺调往实验话剧院。孙维世对石维坚在艺术上的影响，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
建立中国民族戏剧表演体系
据石维坚回忆，当时孙维世之所以想成立实验话剧院，是她不愿斯坦尼体系统治中国话剧。话剧在建国之前以宣传为主，建国后则归为审美。用孙维世的话说：“活人演给活人看的活戏。”孙维世在苏联学的便是如此，因此实验话剧院调人的构思也是如此。当时实验话剧院成员的组成，主要部分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和毕业干部训练班的毕业生，他们在学习前都已经是著名演员或剧团骨干。比如于蓝、田华、姚向黎、李丁、熊塞声、田成仁、王一之等。另一部分来自上海的优秀青年演员，这些人既懂斯坦尼，也熟悉中国戏剧，她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自己的话剧实验。实验话剧院成立的最终目的，是要形成中国民族的戏剧表演体系。因此剧院的成立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学术追求的落实。孙维世要建立中国的剧场艺术，当着自己的观众进行思考。在这些情况下，这些话剧演员如鱼得水，排练演出了一批好戏，比如孙维世导演的建院剧目《同甘共苦》以及《桃花扇》、《一仆二主》、《三人行》、《黑奴恨》、《大雷雨》等。
当时石维坚演《同甘共苦》里的小警卫员时，孙维世在总结中表扬了他，并用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句名言：“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这句话后来成了石维坚的座右铭。孙维世作为总导演，鼓励青年演员在剧院保留剧目中自报角色，并给以排练的机会，达到上演水平，就让你上演。凡是有新人上台，孙维世都要在台下看。石维坚主演的《桃花扇》，她每次看完后，都会提出意见，孙维世曾经以莫斯科剧院演沙皇费多尔的大演员莫斯克文为例鼓励石维坚，她说：“小石，他演到70多岁了，但是他每天都在创造，都在赋予角色新的东西，保持着演出青春。”
当时孙维世排戏极为投入，经常是一边排戏一边揪着自己的头发，一边哭一边笑的跟着戏里的人物走。她排戏时鼓励大家提意见，听到谁提了个好意见，她会高兴的说：“大家静一静啊，现在听某某给大家说说，说完了按他的意见我们再排一遍。”说完了，她会说：“哟，说得多好啊，大家鼓掌，我们按照他的意见再排一遍。”等排完后一看，那已经不是意见提出者的东西了，而成为她导演中的一部分，她把对方的意见吸收消化并且升华了。
天涯海角都跟着孙维世走
孙维世当时对青年演员的关爱，不是停留在某一出戏上，也不是只对哪一个人，作为总导演，她在关怀着全体青年演员，在为剧院培养后备人才。所以培养不仅仅想当前，而是常常考虑到演员六七十岁的时候。石维坚年轻时，觉得自己只适合演小生，孙维世却告诉他：“你要尝试正剧、喜剧、悲剧、闹剧，要正面、反面、年轻的、年老的、不同阶层、不同行当的角色都演。这样你的路会越走越宽。如果你只演小生，以后的戏路就会越来越窄。”后来石维坚在影片《八仙的传说》中，一人同时出演五个角色，而且每一个的人物形象塑造都十分到位。回忆起来，他不无感慨的说：“如果没有孙维世，我做不到这一点。”
1964年，孙维世和金山按照总理的指示，全家迁往大庆。当时的话剧院也分成两个队，一个工厂队，一个农村队。石维坚的农村队迁到了河北饶阳武功村。当时石维坚、杨宗镜、宋戈等一些青年演员收到她的来信时说：“只要孙维世发话，天涯海角我们都会跟着走的，头都不会回。”
文革中黑云压日的岁月
石维坚在《天云山传奇》扮演的罗群，和孙维世一样，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石维坚说：“他们都很天真幼稚，对党内的东西什么也不懂，塑造这个人物，我从孙维世身上吸收了很多东西。”1966年，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的孙维世正在挨整，可她从来没有因为是周总理的义女去找总理，反而是在文革中为了王进喜牵线搭桥，帮他和总理相见。
有一次，评剧院来的红卫兵用剃头推子在孙维世的头上打了个叉，剃成了阴阳头。当时孙维世要回家，剧院的群众关爱地拦住她说：“你先别走，这么走上大街打死你。”群众帮她把头发剪短，给了她一顶干部帽戴上回家。到家后她自己照镜子，跟金山笑着说：“小将们真可爱。”她觉得小将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有些过激的行动很自然。孙维世就是这样一个人。黑云压日的那些日子，金山被带走，孙维世被抄家。在很危险的情况下，孙维世找了一次总理，她让妹妹孙新世当时从北大走到天安门去跟她见面，她说：“我们自己生死都无所谓了，但是要保护总理。”
斯人去后十年的痛哭缅怀
十年生死两茫茫。1978年四人帮粉碎以后，中央戏曲学院的戏剧学系编辑部开了一次座谈会。该会以老同志为主，像于蓝、张平、姚向黎、刘燕瑾等老同志都参加了，当时的石维坚，在他们面前还是一个年轻人。据石维坚回忆，在谈到孙维世的时候，所有与会的老同志没有不哭的，不是一般地眼圈红一下，而是哭出声音来，眼泪哗哗地流。石维坚说：“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见到过第二次，一个人死了十年，大家谈到她的时候还会痛哭失声。”
孙维世在文革期间，曾经被污蔑为苏修特务。那时候石维坚站出来说过一句话：“孙维世是一个烈士子女，所谓敌我矛盾要有证据的，你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就这么说，是不妥的。”就因为这句话，当时他被冠之以“保孙小丑”的称号，他回忆：“后来揪我的时候，满院子贴的大字报。”石维坚也曾经写过一篇回忆孙维世的文章。金山要求石维坚念给他听。那是在金山家中，正好总理的侄女周秉德也在。石维坚边念，金山眼泪边在眼里打转，周秉德则哭出了声。当时的周秉德回忆说：“姐姐跟我们在一起时，我们就知道她跟我们玩、闹，她工作的那一面我们从来不知道，她原来是这样的！”
谈到孙维世对中国话剧事业的贡献，同为青艺的余林说到：“第一是把苏联剧院建设的规格和规模带到了中国，第二是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剧实践带到了中国，第三正因为她跟周总理的关系，周总理的戏剧理想通过她渗透到了各个剧院。”
金山：文革牢狱生涯的结束
金山，解放前著名的话剧与电影演员、导演，同时也是当时抗战演剧队的负责人，曾到南洋为抗战募款演出。抗战结束，作为国民党特派大员接收满映（长影），1948年他以李宗仁特约代表的身份随张治中等人参加国共谈判，与杜月笙过从甚密，也曾受到蒋介石接见……但金山真实的身份，却是受周总理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解放后，先后任青艺副院长、总导演、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导演并演出了多部著名话剧。
石维坚跟金山更多的接触，是在1974年以后。那一年夏天，青艺和实验话剧院已经合并成了一个单位。在青艺门口的传达室，石维坚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右手柱着拐棍在一寸一寸地向前挪，那便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金山。六月份还穿丝绵裤子，眼睛一点光都没有。石维坚跑上前去，拉着他的左手，对他说：“金山同志，您还认识我吗？”金山望着石维坚，慢慢地说“石～维～坚～同志。”当时，石维坚的眼泪就下来了。怎么能够想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解放前那个荡气回肠的屈原，解放后那个才华横溢的施洋大律师呢？刚从监狱出来的金山，住在一个小破屋里面，一出来就找孙维世。他后来告诉石维坚：“我在监狱里就知道，在这场运动中，孙维世不是死就是疯。”
1978年底，金山受中央实验话剧院邀请，担任话剧《于无声处》的导演，石维坚和游本昌是副导演。金山导的这个戏完全是现实主义的，非常严谨。当时一个台词改几个字，都必须要去问作者宗福先。戏中的女主角梅林得了癌症，金山就要求女演员亲自去医院请教医生，得了癌症的感受究竟如何。而他自己，早已就这个问题请教过了医生。（未完见下）
（石维坚） |
发表于 2010-10-26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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